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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-12-27 | 身边人的思想生态3：珍贵-原生态记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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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心医院14楼监护室”。
这是我1个月前往老家赶的途中收到的哥哥的短信。那时，姥姥正在那间阴冷的监护室里陷入深度昏迷中，偶有抽搐。
我守侯她的那几天，有时她会微微地睁开眼，但我知道她不可能看得见我。好几天以来，她就这样深度昏迷着，陷在病床里，显得更加瘦弱。我不清楚她是否能醒过来，事实上，连医生也不知道，他们只是说，对于85岁的老人来说，这样昏迷下去很危险。这是个人所共知的结论，因此，我们就在背地里大骂医生饭桶。
是的，姥姥是1920年出生的，算高寿了，以至我和哥哥可以互相宽慰说，红白都是喜事。
姥姥从小将我们兄弟俩带大，直到我20多岁离家工作，我几乎没有一天离开过她。记忆中，她总喜欢絮絮道道地说事儿，她说的话没有什么虚妄的大义，都是些原生态的个人感受。在这个要求“紧紧跟随”、至今还流行主动“代表”的年代，能够保留原生态的个人的东西，我以为算是难能可贵的了。
姥姥是出身于地主的，本来算得大户人家，可惜世道不济，家道破落。七七事变以后，日本人没费多少功夫就把华北变成了囊中物。姥姥的家，就在沦陷区石家庄。
“国民党不打仗，只知道跑，”姥姥从小就给我们念叨这个“亲历”的结论，“先是听说和日本龟（鬼）子打起来了，就看见国民党兵往内里跑。人多哩…汽车、大炮、牲口…大家混跑，过了一群又一群，好几天不断，那得多少人啊…然后就跑木（没）影了…隔了两天，日本龟子就追来了。”
姥姥没见过国民党抗战，但见过八路军抗战，“八路军老打他（鬼子），咣－咣－老听见枪响。日本龟子怕，晚上不敢出来…打、打、打了8年，日本龟子投降了”。姥姥的观察，很符合我们的历史课本。估计当年华北沦陷区的百姓，许多都有类似的“亲历”吧。
本来就家道中落，经日本鬼子一折腾，已经接近一穷二白了，姥姥回忆：“跑日本龟子的时候，怕跑不快，就把东西装坛子里埋在地下”。战后很多都遗失了，加之最迟到1948年就解放了，地主的房子都分给了翻身农民，谁还敢提？只是直到前两年，姥姥还会念叨：“什么什么树底下还埋着什么什么东西，不知道让不让挖一挖？”
日本人的祸害还不止这些。姥爷是党的地下组织成员，眼看着日子没法过，就领了一群青壮外出做生意。谁知，这一去竟成永别，至今不知这一干人遇到了日寇还是土匪，那一年离抗战结束还不到半年。姥姥从此寡居。
所以姥姥恨日本人，那是真正的国恨家仇。现在中日间闹腾的这些事，什么战争道歉、赔偿、钓鱼岛、东海油田、教科书等等，她从来不知道，但从我们小时候开始，她就号召“抵制日货”。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大义，而是自我保护。“日本人安不了什么好心，就知道祸害中国人…日本的眼镜，戴上眼睛就瞎了；日本的饼干里都有毒，专哄小孩儿们吃；日本的布，放到水里就化了…”
在姥姥昏迷中，家里人开始为她准备着后事。大家一致的意见是，把她葬在现住地的乡下某处。因为她并不想“回”老家石家庄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牵挂老家，事实上她一直念念不忘。她是通过对石家庄的记忆来衡量这个陌生的世界的。我每次回去看她的时候，她总会问这样的问题：“深圳有石家庄大吗？”、“深圳比石家庄人多吗？”、“深圳离这儿远还是石家庄离这儿远？”。
但她并不想身后“回”石家庄，因为那个地方留给她的是恐惧。1968年，因为地主出身，她从住地被逐回原籍，甫一进村，就有亲戚告诫她：“你是地主，怎么还敢回来？”吓得她连夜逃跑。
一个雪夜里，她迷路了，被一户人家留宿，那家人的男主人因为政治问题被逮捕了，只有一个主妇，带三、四个孩子，穷得只能喝烂菜粥，全家只有两床被子。那个雪夜，女主人给姥姥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菜粥，并把两床被子中的一床给了姥姥。姥姥一辈子都想报答这家人，当然，那不可能。
那是姥姥最后一次回老家。自此以后，她时常挂念却不想落叶归根，理由竟是害怕。
两厢对照，她一直感谢邓小平。“以前不让人有钱，越穷越光荣，整你…毛摘洞真不是湿嘛好东西…邓小平上台了，才改成有钱光荣，也不整人了，也不论出身了…”。
生活渐渐好起来了，这从吃的、穿的就能感受到。她常常告诫我们：“有钱不要乱花，要多吃、吃好”，“冬天要穿棉裤，现在又不穷…否则年纪大了会得老寒腿，走不动了…”对姥姥而言，吃饱穿暖是头号大事。我常想，对这个地主出身的人，在她的生活经验中，吃穿两件事，曾经留下过怎样悲苦的记忆？
除了吃和穿，姥姥最常告诫我的，是要努力当官、当大官。原因是：“当官了就没人敢欺负了，人家瞧得起，还有人巴结、有人送东西，办什么事都不用托人了…”对于哥哥不屑仕途的行为，姥姥一直耿耿于怀：“傻。给他官都不做，入个党怕什么？…你别象你哥哥那么傻，有官就要做。”
所以为了哄她开心，这几年我每次回家，就骗她说：“又升官了！”。这个慌从科长、处长、一直到局长，有一次我索性骗她当深圳市长了――反正她从来也记不住深圳竟然会比石家庄还要大。
她瞪瞪眼，想了一下，问：“那块地方都归你管啊？”我说：“啊…是。”然后大家和姥姥一起哈哈笑起来，她笑得露出仅剩的两颗牙，说：“老二粘（河北话，行的意思），比老大强。你要记住啊，给你官做就要做…不要有官不做，象你哥哥那么傻。”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指着哥哥对她说：“那当然，他真是个傻子，谁象他！”
这几年姥姥越来越糊涂了，我不知道她还能记起哪些事情，但我希望她能够依然记得我“当官”了。对她来说，能够直着腰杆做人，不再看人眼色、巴结送礼，无疑是个很幸福的人生状态。
我不知道姥姥的一生是否有过遗憾，我不曾听她说起。但我猜，对于一位24岁开始守寡、安份守纪却必须逃难、一生都要依靠女儿生活的人来说，遗憾肯定会有。我只是不知道而已。
2005.5.1前，姥姥终于走了。姥姥一共昏迷了一周多。她靠输液和流质食物维持。但她也是幸福的，因为不曾有剧烈的病痛。这对85岁的她来说，似乎已经足够了。
想起了关于她的许多事儿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忆中，有一幕总是会跳到最前面――我6岁时被她拧着耳朵走在旷野里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刻我的耳朵钻心的疼。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挨她打的记忆，那时候，姥姥的手那么粗糙、有力。
这是我1个月前往老家赶的途中收到的哥哥的短信。那时，姥姥正在那间阴冷的监护室里陷入深度昏迷中，偶有抽搐。
我守侯她的那几天，有时她会微微地睁开眼，但我知道她不可能看得见我。好几天以来，她就这样深度昏迷着，陷在病床里，显得更加瘦弱。我不清楚她是否能醒过来，事实上，连医生也不知道，他们只是说，对于85岁的老人来说，这样昏迷下去很危险。这是个人所共知的结论，因此，我们就在背地里大骂医生饭桶。
是的，姥姥是1920年出生的，算高寿了，以至我和哥哥可以互相宽慰说，红白都是喜事。
姥姥从小将我们兄弟俩带大，直到我20多岁离家工作，我几乎没有一天离开过她。记忆中，她总喜欢絮絮道道地说事儿，她说的话没有什么虚妄的大义，都是些原生态的个人感受。在这个要求“紧紧跟随”、至今还流行主动“代表”的年代，能够保留原生态的个人的东西，我以为算是难能可贵的了。
姥姥是出身于地主的，本来算得大户人家，可惜世道不济，家道破落。七七事变以后，日本人没费多少功夫就把华北变成了囊中物。姥姥的家，就在沦陷区石家庄。
“国民党不打仗，只知道跑，”姥姥从小就给我们念叨这个“亲历”的结论，“先是听说和日本龟（鬼）子打起来了，就看见国民党兵往内里跑。人多哩…汽车、大炮、牲口…大家混跑，过了一群又一群，好几天不断，那得多少人啊…然后就跑木（没）影了…隔了两天，日本龟子就追来了。”
姥姥没见过国民党抗战，但见过八路军抗战，“八路军老打他（鬼子），咣－咣－老听见枪响。日本龟子怕，晚上不敢出来…打、打、打了8年，日本龟子投降了”。姥姥的观察，很符合我们的历史课本。估计当年华北沦陷区的百姓，许多都有类似的“亲历”吧。
本来就家道中落，经日本鬼子一折腾，已经接近一穷二白了，姥姥回忆：“跑日本龟子的时候，怕跑不快，就把东西装坛子里埋在地下”。战后很多都遗失了，加之最迟到1948年就解放了，地主的房子都分给了翻身农民，谁还敢提？只是直到前两年，姥姥还会念叨：“什么什么树底下还埋着什么什么东西，不知道让不让挖一挖？”
日本人的祸害还不止这些。姥爷是党的地下组织成员，眼看着日子没法过，就领了一群青壮外出做生意。谁知，这一去竟成永别，至今不知这一干人遇到了日寇还是土匪，那一年离抗战结束还不到半年。姥姥从此寡居。
所以姥姥恨日本人，那是真正的国恨家仇。现在中日间闹腾的这些事，什么战争道歉、赔偿、钓鱼岛、东海油田、教科书等等，她从来不知道，但从我们小时候开始，她就号召“抵制日货”。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大义，而是自我保护。“日本人安不了什么好心，就知道祸害中国人…日本的眼镜，戴上眼睛就瞎了；日本的饼干里都有毒，专哄小孩儿们吃；日本的布，放到水里就化了…”
在姥姥昏迷中，家里人开始为她准备着后事。大家一致的意见是，把她葬在现住地的乡下某处。因为她并不想“回”老家石家庄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牵挂老家，事实上她一直念念不忘。她是通过对石家庄的记忆来衡量这个陌生的世界的。我每次回去看她的时候，她总会问这样的问题：“深圳有石家庄大吗？”、“深圳比石家庄人多吗？”、“深圳离这儿远还是石家庄离这儿远？”。
但她并不想身后“回”石家庄，因为那个地方留给她的是恐惧。1968年，因为地主出身，她从住地被逐回原籍，甫一进村，就有亲戚告诫她：“你是地主，怎么还敢回来？”吓得她连夜逃跑。
一个雪夜里，她迷路了，被一户人家留宿，那家人的男主人因为政治问题被逮捕了，只有一个主妇，带三、四个孩子，穷得只能喝烂菜粥，全家只有两床被子。那个雪夜，女主人给姥姥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菜粥，并把两床被子中的一床给了姥姥。姥姥一辈子都想报答这家人，当然，那不可能。
那是姥姥最后一次回老家。自此以后，她时常挂念却不想落叶归根，理由竟是害怕。
两厢对照，她一直感谢邓小平。“以前不让人有钱，越穷越光荣，整你…毛摘洞真不是湿嘛好东西…邓小平上台了，才改成有钱光荣，也不整人了，也不论出身了…”。
生活渐渐好起来了，这从吃的、穿的就能感受到。她常常告诫我们：“有钱不要乱花，要多吃、吃好”，“冬天要穿棉裤，现在又不穷…否则年纪大了会得老寒腿，走不动了…”对姥姥而言，吃饱穿暖是头号大事。我常想，对这个地主出身的人，在她的生活经验中，吃穿两件事，曾经留下过怎样悲苦的记忆？
除了吃和穿，姥姥最常告诫我的，是要努力当官、当大官。原因是：“当官了就没人敢欺负了，人家瞧得起，还有人巴结、有人送东西，办什么事都不用托人了…”对于哥哥不屑仕途的行为，姥姥一直耿耿于怀：“傻。给他官都不做，入个党怕什么？…你别象你哥哥那么傻，有官就要做。”
所以为了哄她开心，这几年我每次回家，就骗她说：“又升官了！”。这个慌从科长、处长、一直到局长，有一次我索性骗她当深圳市长了――反正她从来也记不住深圳竟然会比石家庄还要大。
她瞪瞪眼，想了一下，问：“那块地方都归你管啊？”我说：“啊…是。”然后大家和姥姥一起哈哈笑起来，她笑得露出仅剩的两颗牙，说：“老二粘（河北话，行的意思），比老大强。你要记住啊，给你官做就要做…不要有官不做，象你哥哥那么傻。”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指着哥哥对她说：“那当然，他真是个傻子，谁象他！”
这几年姥姥越来越糊涂了，我不知道她还能记起哪些事情，但我希望她能够依然记得我“当官”了。对她来说，能够直着腰杆做人，不再看人眼色、巴结送礼，无疑是个很幸福的人生状态。
我不知道姥姥的一生是否有过遗憾，我不曾听她说起。但我猜，对于一位24岁开始守寡、安份守纪却必须逃难、一生都要依靠女儿生活的人来说，遗憾肯定会有。我只是不知道而已。
2005.5.1前，姥姥终于走了。姥姥一共昏迷了一周多。她靠输液和流质食物维持。但她也是幸福的，因为不曾有剧烈的病痛。这对85岁的她来说，似乎已经足够了。
想起了关于她的许多事儿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忆中，有一幕总是会跳到最前面――我6岁时被她拧着耳朵走在旷野里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刻我的耳朵钻心的疼。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挨她打的记忆，那时候，姥姥的手那么粗糙、有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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