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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-12-27 | 身边思想系列5：最后的拯救，常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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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说说俺娘----一个真正平凡的人、一个平凡到骨子里的人、一个甚至因平显得可贵的人…
【开场白】---先说点费话
俺曾经读过美国某开国先贤的一段话。可惜先天愚鲁+后天懒惰，俺竟把这位先贤的名字和这段话的关键词都一古脑忘了，以致无法在网上查找。
但是，这段话的精神内核却如老树盘根一般深植于俺的内心。在此，虽然找不到原话，但俺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，其大意是：
“在一个开放的、公民广泛参与的、不担心因为成为少数而受迫害的、私权和个人利益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里，人民将保有可贵的常识，即真实地体验和面对个人幸福不幸福的问题。
在这真实的面对和诘问下，一切虚妄的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军国主义、拜领袖教都将无处遁形，这些垃圾不可能成为流行的观念---只能是具体而微的常识才可能广泛的存在。
在一个世俗的公民社会里，任何曾经被阉割和扭曲的常识都将得到修复；另一方面，恰恰是常识本身，又常常成为拯救公民社会的最后一件武器。”
【正文】
一．石子砸在脑袋上，疼
俺娘出身不好，地主。这地主是属于家道衰落的那种，又经过日本鬼子一顿折腾，到1948年解放的时候，已经是十足的破落户。
破落归破落，房和地还是有的，这就足够享受地主的待遇了。俺娘记不住田地有多少，但很清楚地记得房屋门廊上的大红漆柱子“有那么粗，好高好高”，俺娘用两个巴掌围成一个案板大的圆，说，“廊顶上是雕梁画栋，象熙和园长廊那种，当然没有那么好。”
俺娘还没体会出当地主的好处来，当地主的坏处已经涌现出来。有很多翻身农民搬到自己家里来了；上学路上，穷孩子们都会用石子砸她，边砸边骂“狗崽子”，而且还不敢打架，一旦打了贫下中农子弟，那可是件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儿。
石子砸脑袋上疼，这是常识，本来每个人都懂，俺娘也懂。但有的人在干更伟大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不觉得这是疼，甚至觉得那“很爽”。俺娘觉悟低，一直没发现有比自己的脑袋更伟大、更重要的事，所以就一直抱着常识不放，几十年如一日。
比如，除了脑袋上被石子砸着疼以外，这别人搬到自己家里来住的事，俺娘也觉得不爽。“当然不愿意了，谁愿意别人住到自己家里来，你说，谁愿意？你愿意吗？就因为你们家大，4房2厅超过了200平米？!”
在那火红的年代，这简直就是剥削阶级思想作祟嘛，没觉悟嘛。“没觉悟就没觉悟”，俺娘属于天生就跟不上形势那种，但她知道石子砸在脑袋上疼，也知道外人住进自己家里不爽。
二．资本主义尾巴的割法
虽然一不小心做了地主狗崽子，但孩子终归有孩子的乐趣。俺娘很喜欢晚上和一大群孩子去一个焊洋铁壶的亲戚家里作客。这亲戚是个中年汉子，有一身焊锅碗勺盆的手艺，按俺娘的回忆，“小日子过得很不错”。因为喜欢小孩子，每天晚上收工以后，就点起油灯，摆一壶酒、一大盘豆，把一群小破孩儿聚到身边，讲水浒、讲西游记、讲张飞杀岳飞。小孩子们盘腿坐地上，一边听故事一边吃豆。俺娘至今想起来，那都是人生中极美的一段。
可惜好日子是有头儿的。解放以后，慢慢地，似乎各种政策从有产的阶级，转到了私人个体劳动者。那亲威焊洋铁壶的买卖，就象老太太养的鸡屁股一样，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，被告之不许再干了。
这日子可就苦了。老婆和至少三个孩子，怎么养？从那以后，酒和豆没有了，故事也不想讲了，小破孩儿们也不愿接见了，脾气开始变得暴燥，还打老婆。后来的具体情况，俺娘也不大清楚，只知道一个孩子精神错乱，一个孩子自杀了。
三．穷光荣还是富光荣？
俺娘在老家念了几年小学，被亲戚接到北京念中学。尖子生的学习水平，曾经考过全年级总分第一。这水平考大学足够，但地主出身却是个大问题。这意味着她几乎不会有被录取的机会。
但运气来了。俺娘1961年高中毕业，高考前副总理陈毅讲话，说录取大学生要以学习成绩为主。这句话很管用，却只管用了一年，第二年又回到“出身至上”。但俺娘却在这夹缝里的一年，考上了医学院!陈毅那不早不晚的一句话，改变了俺娘一生的命运。一辈子都感激啊，没得说!
大学生自然应该追求进步的，同学们纷纷向党团组织靠拢。俺娘却不，念了十几年书，连一张入团申请书都没交过。她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不想骂祖宗三代、更不想和寡居的外婆、和多少年来一直接济她上学的亲戚们划清界线。她甚至不觉得当地主、富农是件可耻的事，“穷得光屁股为什么就光荣啊？人要能穿上裤子，谁想光屁股啊？自古以来，人都想发财，没听说谁愿意穷，冻着饿着反而舒服的…”
你可以批评她觉悟实在太低、剥削阶级思想不可救药；你也可以表扬她在极左的年代竟然百毒不侵，提前20年进入“谁富谁光荣”的小平时代。但其实这些都不是，她不是一个杨小凯式的思想者，压根就没想过正义不正义的哲学问题。说白了，俺娘就是一个俗人，她的立场完全是基于简单的观察和真实的情感。这俗人的俗处所在，便是常识---你不能否认“人总想吃好穿好”这不是一个常识。在一切都被扭曲的年代，这俗人的常识竟显得弥足珍贵，甚至成为抵御百毒的防火墙。
带着那挥之不去的俗人的俗想法，俺娘一辈子也没向组织靠拢过。甚至在文革中，那“风雷激荡”的革命热情都没感染她，对于如火如涂的派别斗争，她冷若冰霜袖手旁观。
四．那个年代的腐败
俺娘是医生。
医生是啥意思？医生就是能让你吃好药病好得快点，也能让你吃不好的药病好得慢点的人。这在定点医疗的年代，可是很牛叉的职业。
当时俺娘在贵州一个至今都算贫困山区的地方工作。备战备荒的年代，一所大医院迁到那里。所有那些挂钩看病的单位，都把这所医院捧着，逢年过节，以公对公的名义送东西是常有的；甚至连单位食堂掌勺的大师傅，看见医生来买饭，都会狠狠地盛上两大掌子。
当地有个革委会的一把手，得了个什么病要打针。打针自然会疼，这领导迷信大学生水平高，所以总是要求医院领导安排大学生打。俺娘说，其实这革委会领导正好搞错了，要论打针，医生肯定不如护士水平高。但领导就信这个，也没办法。换了好几个大学生打着都疼，偏偏俺娘打着不疼。领导大喜，可能是会了表示上级关心群众吧，有一次打完针后，主动问俺娘：“小同志，有什么事要帮忙，可以找我啊…”。领导主动开口了，机会难得，俺娘趋机向领导提了个要求，于是俺外婆的户口就调来了。
那年代物资供应困难，但难不倒医生，你想，谁不巴结医生啊？有一次，医生们想吃牛肉了，于是打了个电话给火车站；火车站接到电话以后，就从沿途过往的列车上赶下一头牛来，填一纸“牛只沿途受伤，就地处理”的文件交给列车，然后把牛屠宰了送到医院去。医生们把牛吃了，还能把牛皮给卖了换俩零花钱。
医生们也不是万事不求人，也是有求于火车的。因为火车满世界跑，在那贵州老山沟里，如果想吃上海的水果糖、买上海的衣服，或者想吃烟台的苹果，你就得找火车司机、列车员。
于是互通有无，皆大欢喜。
五．没觉悟
几乎从俺能明白事开始，俺就听俺娘发牢骚。比较典型、经常的牢骚是：“我读了17年书，好歹也是大学毕业的医生，工资跟那15岁就参加工作的烧水工差不多，人家工龄长啊!”
俗，没觉悟!真没觉悟!!在那讲究奉献的年代，稍微有点觉悟的人，听见这话都会脸红。可是到了1980年代末的时候，“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，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就成了全社会共识的问题。到了今天，一个医生比一个烧水工挣的多，应该不再有异意。俺娘的观念一不小心又领先了，不是因为思想，而是因为她直觉上，做医生比做烧水工难，而社会缺医生甚过缺烧水工。这很没有阶级观念，也没有大局意识，但这是什么？这是常识。
这常识带来的“不入流”想法还有很多。80年代中期，社会环境宽松，俺娘有些知识分子同事对某组织没兴趣，就纷纷加入民主党派。有人入了民盟以后，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俺娘，并动员她也加入。没想到俺娘当头一盆冷水浇下：“入民盟？入民盟有什么用？所有这些民主党派，党章第一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。你以为你离得远啦？到头来还不是受人家领导，孙猴子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…那还不如直接入党算了…”。现在想想，这话不假哩。
“主人翁？你现在上街游行试试!看收拾不收拾你!”。80年代宣传“发扬主人翁精神”的时候，俺娘对“主人”二字是这么理解的。按照俺娘的俗想法，既然是主人，自然是可以上街的，就象可以上自家院子一样；如果自家院子都去不了，还谈什么“主人翁”，那不是骗人是什么？这种观念，你一眼就能看出她压根没接受过“人民民主专政”的理论学习，否则她可能就“如何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”，并“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”提出若干建议，而不是这种没觉悟的发言。
现在俺娘退休了。多少年来，她的阅读范围都是以本专业的医学类书籍或诸如《家庭》这样的杂志为主。她只关心她自己庸常的生活、庸常的感受，或者说，坚持不懈地抱有那最原初层面的常识。
这份庸常和执着，使她游离于每个时代的潮流和时尚之外。在正常社会里，当这种潮流是街舞和染发时，她不习惯，显得落伍；而在疯狂的年代，当忠字舞和红宝书成为时尚时，她也不习惯，却保有了可贵的正常。
俺曾经读过美国某开国先贤的一段话。可惜先天愚鲁+后天懒惰，俺竟把这位先贤的名字和这段话的关键词都一古脑忘了，以致无法在网上查找。
但是，这段话的精神内核却如老树盘根一般深植于俺的内心。在此，虽然找不到原话，但俺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表达他的意思，其大意是：
“在一个开放的、公民广泛参与的、不担心因为成为少数而受迫害的、私权和个人利益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里，人民将保有可贵的常识，即真实地体验和面对个人幸福不幸福的问题。
在这真实的面对和诘问下，一切虚妄的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军国主义、拜领袖教都将无处遁形，这些垃圾不可能成为流行的观念---只能是具体而微的常识才可能广泛的存在。
在一个世俗的公民社会里，任何曾经被阉割和扭曲的常识都将得到修复；另一方面，恰恰是常识本身，又常常成为拯救公民社会的最后一件武器。”
【正文】
一．石子砸在脑袋上，疼
俺娘出身不好，地主。这地主是属于家道衰落的那种，又经过日本鬼子一顿折腾，到1948年解放的时候，已经是十足的破落户。
破落归破落，房和地还是有的，这就足够享受地主的待遇了。俺娘记不住田地有多少，但很清楚地记得房屋门廊上的大红漆柱子“有那么粗，好高好高”，俺娘用两个巴掌围成一个案板大的圆，说，“廊顶上是雕梁画栋，象熙和园长廊那种，当然没有那么好。”
俺娘还没体会出当地主的好处来，当地主的坏处已经涌现出来。有很多翻身农民搬到自己家里来了；上学路上，穷孩子们都会用石子砸她，边砸边骂“狗崽子”，而且还不敢打架，一旦打了贫下中农子弟，那可是件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儿。
石子砸脑袋上疼，这是常识，本来每个人都懂，俺娘也懂。但有的人在干更伟大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不觉得这是疼，甚至觉得那“很爽”。俺娘觉悟低，一直没发现有比自己的脑袋更伟大、更重要的事，所以就一直抱着常识不放，几十年如一日。
比如，除了脑袋上被石子砸着疼以外，这别人搬到自己家里来住的事，俺娘也觉得不爽。“当然不愿意了，谁愿意别人住到自己家里来，你说，谁愿意？你愿意吗？就因为你们家大，4房2厅超过了200平米？!”
在那火红的年代，这简直就是剥削阶级思想作祟嘛，没觉悟嘛。“没觉悟就没觉悟”，俺娘属于天生就跟不上形势那种，但她知道石子砸在脑袋上疼，也知道外人住进自己家里不爽。
二．资本主义尾巴的割法
虽然一不小心做了地主狗崽子，但孩子终归有孩子的乐趣。俺娘很喜欢晚上和一大群孩子去一个焊洋铁壶的亲戚家里作客。这亲戚是个中年汉子，有一身焊锅碗勺盆的手艺，按俺娘的回忆，“小日子过得很不错”。因为喜欢小孩子，每天晚上收工以后，就点起油灯，摆一壶酒、一大盘豆，把一群小破孩儿聚到身边，讲水浒、讲西游记、讲张飞杀岳飞。小孩子们盘腿坐地上，一边听故事一边吃豆。俺娘至今想起来，那都是人生中极美的一段。
可惜好日子是有头儿的。解放以后，慢慢地，似乎各种政策从有产的阶级，转到了私人个体劳动者。那亲威焊洋铁壶的买卖，就象老太太养的鸡屁股一样，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，被告之不许再干了。
这日子可就苦了。老婆和至少三个孩子，怎么养？从那以后，酒和豆没有了，故事也不想讲了，小破孩儿们也不愿接见了，脾气开始变得暴燥，还打老婆。后来的具体情况，俺娘也不大清楚，只知道一个孩子精神错乱，一个孩子自杀了。
三．穷光荣还是富光荣？
俺娘在老家念了几年小学，被亲戚接到北京念中学。尖子生的学习水平，曾经考过全年级总分第一。这水平考大学足够，但地主出身却是个大问题。这意味着她几乎不会有被录取的机会。
但运气来了。俺娘1961年高中毕业，高考前副总理陈毅讲话，说录取大学生要以学习成绩为主。这句话很管用，却只管用了一年，第二年又回到“出身至上”。但俺娘却在这夹缝里的一年，考上了医学院!陈毅那不早不晚的一句话，改变了俺娘一生的命运。一辈子都感激啊，没得说!
大学生自然应该追求进步的，同学们纷纷向党团组织靠拢。俺娘却不，念了十几年书，连一张入团申请书都没交过。她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不想骂祖宗三代、更不想和寡居的外婆、和多少年来一直接济她上学的亲戚们划清界线。她甚至不觉得当地主、富农是件可耻的事，“穷得光屁股为什么就光荣啊？人要能穿上裤子，谁想光屁股啊？自古以来，人都想发财，没听说谁愿意穷，冻着饿着反而舒服的…”
你可以批评她觉悟实在太低、剥削阶级思想不可救药；你也可以表扬她在极左的年代竟然百毒不侵，提前20年进入“谁富谁光荣”的小平时代。但其实这些都不是，她不是一个杨小凯式的思想者，压根就没想过正义不正义的哲学问题。说白了，俺娘就是一个俗人，她的立场完全是基于简单的观察和真实的情感。这俗人的俗处所在，便是常识---你不能否认“人总想吃好穿好”这不是一个常识。在一切都被扭曲的年代，这俗人的常识竟显得弥足珍贵，甚至成为抵御百毒的防火墙。
带着那挥之不去的俗人的俗想法，俺娘一辈子也没向组织靠拢过。甚至在文革中，那“风雷激荡”的革命热情都没感染她，对于如火如涂的派别斗争，她冷若冰霜袖手旁观。
四．那个年代的腐败
俺娘是医生。
医生是啥意思？医生就是能让你吃好药病好得快点，也能让你吃不好的药病好得慢点的人。这在定点医疗的年代，可是很牛叉的职业。
当时俺娘在贵州一个至今都算贫困山区的地方工作。备战备荒的年代，一所大医院迁到那里。所有那些挂钩看病的单位，都把这所医院捧着，逢年过节，以公对公的名义送东西是常有的；甚至连单位食堂掌勺的大师傅，看见医生来买饭，都会狠狠地盛上两大掌子。
当地有个革委会的一把手，得了个什么病要打针。打针自然会疼，这领导迷信大学生水平高，所以总是要求医院领导安排大学生打。俺娘说，其实这革委会领导正好搞错了，要论打针，医生肯定不如护士水平高。但领导就信这个，也没办法。换了好几个大学生打着都疼，偏偏俺娘打着不疼。领导大喜，可能是会了表示上级关心群众吧，有一次打完针后，主动问俺娘：“小同志，有什么事要帮忙，可以找我啊…”。领导主动开口了，机会难得，俺娘趋机向领导提了个要求，于是俺外婆的户口就调来了。
那年代物资供应困难，但难不倒医生，你想，谁不巴结医生啊？有一次，医生们想吃牛肉了，于是打了个电话给火车站；火车站接到电话以后，就从沿途过往的列车上赶下一头牛来，填一纸“牛只沿途受伤，就地处理”的文件交给列车，然后把牛屠宰了送到医院去。医生们把牛吃了，还能把牛皮给卖了换俩零花钱。
医生们也不是万事不求人，也是有求于火车的。因为火车满世界跑，在那贵州老山沟里，如果想吃上海的水果糖、买上海的衣服，或者想吃烟台的苹果，你就得找火车司机、列车员。
于是互通有无，皆大欢喜。
五．没觉悟
几乎从俺能明白事开始，俺就听俺娘发牢骚。比较典型、经常的牢骚是：“我读了17年书，好歹也是大学毕业的医生，工资跟那15岁就参加工作的烧水工差不多，人家工龄长啊!”
俗，没觉悟!真没觉悟!!在那讲究奉献的年代，稍微有点觉悟的人，听见这话都会脸红。可是到了1980年代末的时候，“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，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就成了全社会共识的问题。到了今天，一个医生比一个烧水工挣的多，应该不再有异意。俺娘的观念一不小心又领先了，不是因为思想，而是因为她直觉上，做医生比做烧水工难，而社会缺医生甚过缺烧水工。这很没有阶级观念，也没有大局意识，但这是什么？这是常识。
这常识带来的“不入流”想法还有很多。80年代中期，社会环境宽松，俺娘有些知识分子同事对某组织没兴趣，就纷纷加入民主党派。有人入了民盟以后，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俺娘，并动员她也加入。没想到俺娘当头一盆冷水浇下：“入民盟？入民盟有什么用？所有这些民主党派，党章第一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。你以为你离得远啦？到头来还不是受人家领导，孙猴子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…那还不如直接入党算了…”。现在想想，这话不假哩。
“主人翁？你现在上街游行试试!看收拾不收拾你!”。80年代宣传“发扬主人翁精神”的时候，俺娘对“主人”二字是这么理解的。按照俺娘的俗想法，既然是主人，自然是可以上街的，就象可以上自家院子一样；如果自家院子都去不了，还谈什么“主人翁”，那不是骗人是什么？这种观念，你一眼就能看出她压根没接受过“人民民主专政”的理论学习，否则她可能就“如何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”，并“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”提出若干建议，而不是这种没觉悟的发言。
现在俺娘退休了。多少年来，她的阅读范围都是以本专业的医学类书籍或诸如《家庭》这样的杂志为主。她只关心她自己庸常的生活、庸常的感受，或者说，坚持不懈地抱有那最原初层面的常识。
这份庸常和执着，使她游离于每个时代的潮流和时尚之外。在正常社会里，当这种潮流是街舞和染发时，她不习惯，显得落伍；而在疯狂的年代，当忠字舞和红宝书成为时尚时，她也不习惯，却保有了可贵的正常。
身边思想系列1：俺的愤青表舅http://twokeqi.blog.sohu.com/2710255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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